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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精神與物業管理

Add date：2008-09-26 13:14:20 | Browse：8109

　　在“以人為本”的光環下，法律、規范、標準、承諾、合同統統是一紙空文，只要有人事之協調，其它的原則、權利、義務全都豁免。一旦物業公司的項目經理和業委會委員的群體染上了這一類瘟疫，它們將比近年來的足球黑哨、藥市黑手、傳銷、****這一切丑惡的事物更加丑惡！
　　 嚴格意義上的貴族其實就是一系列義務的凝結，而貴族精神就意味著人格的尊嚴、人性的良知、嚴格的操守、責任的擔負和堅定的原則。
　　本文從標題乍一看與2004年廖小斌先生的《平民文化與物業管理》（編者注：該文發表于《現代物業》2004年第10期）。有抬杠之嫌，其實不然，本文正是從那一篇卓越的文章中得到啟發后的產物。
　　中國社會的發展催生了物業管理，但是眾多的傳統和現實環境因素制約著它的形式與內容。由千百年歷史所形成的積淀，匯聚為今天的現代人所掌握的話語權和所進行的選擇，目前物業管理的中國化蛻變部分來自于平民文化的缺乏，實則標志著多年來貴族精神的湮滅。
　　 “貴族”和“平民”正是相對的概念，都屬于西方化的語詞，與之平行的另一系統則是“官僚”和“小民”，我曾經以為，“貴族—平民”模式與東方的中國無關，我們的詞典中只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這樣一來“公民”也都同“人民民主專政”劃上等號了，不過，仔細思考后才發現：中國歷史上不僅有貴族，而且還發揮著重大的影響，最明顯的兩個例子就是春秋時代楚國的鬻拳和晉國的先軫，《左傳·莊公十九年》載：“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后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這里說的故事是當年楚國大敗于巴國之后，楚子（楚國的君主）想回去，但楚國有戰敗者死的傳統，一個叫鬻拳的大臣不肯開城讓他回國，勸說無阻后不惜采取強迫的方式，楚子被迫又回去戰斗，最后取得了勝利，而這個大臣因為自認觸犯君王，自己砍斷了雙腿。先軫的故事與之類似晉襄公聽從婦人的勸告放走了在“殽之戰”中俘獲的孟明視等三名秦軍大將，使晉國的大將先軫震怒，對著晉王“不顧而唾”，卻終于追三帥而不及。到八月，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這兩個都是極端的例子，他們都為了捍衛正確的東西而不惜冒犯君王，直至自我懲罰而死，《左傳》記載了更多的貴族的故事，如大義滅親的石碏、自毀其家以紓國難的子文、有功不言祿的介子推、當官而行的申無畏、臨危不改君命的解揚……，和官僚的“茁壯成長”史不同，貴族大多是身滅志存的歷史，就象魯迅所說的，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說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作為君主和百姓之間的緩沖地帶，英文“貴族”noble一詞，有“高貴的”、“高尚的”、“偉大的”、“卓越的”等等含義，德國社會學家西美爾曾經專門探討了“貴族”的種種特征，他發現“貴族特殊地位現在也依然存在，只不過不是歸功于這種地位的特別的實惠上，而是在十分特別的犧牲和束縛上，這種地位才能找到其內容”，例如瑞士的圖爾高州憲法規定：誰若想擔任公職，首先必須放棄貴族身份。又如自古埃及以來貫穿于貴族的整個歷史的禁止經商，又如12世紀瓦郎謝訥城市法中規定：不管是小孩偷東西，還是公民行竊，都必須受規定的懲罰。如果一個騎士偷竊，情況則不同。貴族無權偷竊，只能是搶劫。而搶劫的罪行比偷竊要大得多！這種權利與義務都擴大化的相抗衡的關系決定了貴族與平民的區別：平民是充分享有自由的，做什么選擇、干什么事情都是無所謂的；但是作為貴族，他的每一個行動、每時每刻都要以法律的形式進行制約。所以布魯諾曾經說：必須性作為最低價值應歸于上帝，自由作為最低價值則歸于人。最低層的人最自由，而從人向上帝的行進道路上，則是更多的限制與必然。所以，嚴格意義上的貴族其實就是一系列義務的凝結，而貴族精神就意味著人格的尊嚴、人性的良知、嚴格的操守、責任的擔負和堅定的原則。
　　回到物業管理的話題，就是今天的中國業主和中國物業管理者尚且缺乏一種貴族的敏銳和貴族的心胸，它們的直接表現就是權利義務關系當中的一片亂麻——身居管理地位的物業公司和業委會“你方唱罷我登場”、“勝者為王敗者賊”，業主們誰都各行其是，誰都“老子天下第一”，誰都不承擔責任，誰都得最終面臨結果。這樣的群體效應非常符合一個社會學的法則：一個群體的整體水平，即大家共同擁有的東西的價值，十分接近于在它之內處于最底層的人的水平。這就象一群人的跑步速度用最慢的那個人的速度來表示，就象在普遍租金1000元/套的小區里你很難用3000元出租出去一樣。但是對應的貴族法則正好相反，每個具有貴族身份的人都從他們的群體價值中獲得光耀，而正是這個群體中最優秀的人成為群體價值的體現，就象我們稱邱吉爾是“馬爾博羅公爵的后代”，把雷鋒、劉胡蘭作為榜樣一樣。廣告所追求的“名人”效應，基礎也源于此。
　　當今大多數中國社區中的現實究竟屬于哪一種情況，我們可以就下列的一些現象進行思考和研究：某些開發商和大業主近乎瘋狂地侵犯其他業主權益、物業管理公司在強權行徑和不作為當中“非黑即白”、“天澤花園”業委會主任成“階下囚”、鳳凰城業委會更換鍋爐丑聞、眾多明星們在社區中領銜物業費糾紛……。無論從地位、身份、名望和財富上看，上面的這些人和組織當之無愧是我們社區當中的“望族”，但他們的地位形象與價值取向產生割裂的原因何在？而且無一例外都沒有成為社區的榮耀反而增加煩惱。就普通業主們的作為來說，也恰恰是某些政府公務員、教師、律師成為令人頭疼的釘子戶，他們所享受的社會福利和高收入并沒有為他們帶來相應的社區責任感和公德意識，而是無以復加地予取予求。所以廖小斌先生說：“今天的中國沒有貴族，物業管理服務的對象也沒有貴族。”當物業管理在把他們打回原籍成為普通一民的同時，我們的目標卻還是要塑造出現代的中國貴族。
　　實質上，社區正義已經成為中國最后的道德底線，如果社區繼續糜爛，國家將了無希望。平民情結已無法解決今天眾多“領導”和“官員”的道德困境，俗吏的特征是損人利已不受懲罰，所有人都傾向于占有更大的權力和利益，承擔更小的義務和責任，這一背景下任何打著公益口號其背后動機都成為值得懷疑的——所以貴族其實還有另一個稱呼，叫“君子”，但中國喜歡把這個詞加上一個字：“偽”。而在“以人為本”的光環下，法律、規范、標準、承諾、合同統統是一紙空文，只要有人事之協調，其它的原則、權利、義務全都豁免。一旦物業公司的項目經理和業委會委員的群體染上了這一類瘟疫，它們將比近年來的足球黑哨、藥市黑手、傳銷、****這一切丑惡的事物更加丑惡！這是典型的孤家寡人。沒有監管的權力將導致腐敗，但是監管者本身同樣在腐敗的時候，腐敗就會合法化，社區權力配置和制度建設的結果，不應是追加設置官僚，而是培養出貴族。
　　實踐的著手點，其實可以找到極多的參照系，譬如說入黨的程序。就業委會委員們來說，如果真的有服務于社區的意愿，是不是應當公開遞上申請書？是不是應當接受足夠時間的考察期？是不是應當進行起碼的“宣誓”和承諾？是不是要有一整套的“黨性”、“黨章”約束？他們的親屬，是不是應當回避在物業公司的工作？他們是不是絕不能對公共用房的收益垂涎三尺？他們是不是應當明確禁止接受包括開發商、物業公司在內的各類利益相關人的禮物或宴請？不去掉權力尋租，高薪養廉將毫無作為，未來社區公益的收入來源必然多樣化，其主流取向必然是捐贈型的，每一個力圖為公眾服務的人必須對社區是“獻血”而不是“吸血”；開發商對業主的回饋則應立足于令社區 “造血”而不是向物業公司“輸血”——故而在社區附加值日益上升的今天，業委會委員們還在抱怨“沒有報酬義務勞動”的話，那么他們就和叫囂著要提高工資的公務員們一樣令人齒冷。而物業公司項目經理同業委會的區別，在于他們作為專業人員，必須有足夠的踐諾能力，這些人是否應當提供出具有說服力的真實履歷？是否在處理日常員工與業主的沖突中，懂得以法律為準繩？孔子的史筆都講究“懲惡揚善”，社區宣傳是否應鮮明地表明態度？中國自古以來的“知禮、知義、知信、知命、知恥……”是否應當作為社區交往中的基本法則？
　　在今天的物業管理實踐中，我們發現太多的物業公司無原則地退讓和縱惡的現象，以至物業管理者（物業公司或者業委會）的角色嚴重簡單化和空洞化。很多人都說：物業管理不需要什么學問，能夠挨罵就行！“好漢不屑干，賴漢干不了”。這意味著作為一個行業偏差程度已十分巨大而且危險：物業管理并沒有平民化，反而庸俗化了——社區發展的基礎絕不是取決于物業管理人能夠挨罵，而是在他們專業能力指南下的作為！簡單地把自己理解為一個受壓迫者，待爬上臺之后又去魚肉百姓，這就是魯迅所說的“人吃人的宴席”、“奴才與寇盜”的本相。確然，堅持原則的物業管理將觸犯相當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正如廖小斌先生所說的：“我們對物業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追求已遠遠超越我們所服務對象的需要，甚至理解程度。”但是這不能夠成為我們削足適履、南轅北撤的理由。
　　 鬻拳和先軫的例子，放在物業管理的思路，就是寧可玉石俱焚，也要堅持自我！如果說要把業主當作“主人”的話，這才是對待主人的正確態度。“武士”、“俠士”都是古老的貴族職業，西方有“如詩般的”騎士道，東方的日本有武士道，中國古代的墨子是“俠士”的代言人，據我看來，“俠士”的本色更加接近于保安而并非軍人，軍人聽從的召喚來自于國家，服從是軍人的天職。但保安員不同，保安員必須有高度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扶助老人、保持物業外觀、突發事件救助、噪音擾民、高空拋物等各類違章的制止與整改……，見義不為是無勇也，在社區中他們就是做著“除暴安良”的工作，就象《天下無賊》所描述的那樣，每一個保安員都是在經歷了問題顧客的指鼻子痛罵、挨了不應得的巴掌之后，才知道這樣一個社會，走向了成熟，如果沒有一種敏感的對榮譽和正確事物的追求，保安員的工作就絕對不會快樂，更不可能稱職。故而，物業管理的保安員本來富有貴族的天性。
　　好的物業管理無不以自我犧牲為前提，它的實質就是鑄就一種貴族精神：建設對規則的敏感和遵從，而不是漠視和否定規則；注重對弱者的保護和尊重，而不是進一步壓迫和欺侮弱者。仿佛歷史的嘲弄，我們要為自己千百年來消滅貴族的作為付出相應的代價：泰坦尼克的冰海沉船讓兒童和婦女優先上救生艇，而克拉瑪依的劇院大火則保全了官員燒死了學生，兩種災難背后令人震憾的反差就在于“貴族”的價值觀具有多么重要的社會意義！我們能否自問一下：當物業管理區域面臨災難的時候，我們將作出何種選擇？美國“9·11”中的消防隊員已經向我們表明了一種他們的價值觀，但我們呢？有了真正的貴族精神，才可能有如詩般的物業管理，也才可能有經得起血與火鍛造的物業管理。